朱新望

　　我父亲参加革命后一直做财务工作，先在市商业系统，后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，经他手流过的各种名目的钱财，恐怕有几十上百亿元。他的工资长期很低，只有四十几元。而我弟兄五个，养活我们，不消说是个沉重负担。我母亲不得不到处去打零工，挣钱贴补家用。有些人便以此怀疑说“他家庭生活那样困难，怎么能对手边的巨额钱财毫不动心？查他。”建国初的“三反五反”运动他被查过，那时我还很小。只记得父亲那次有好几天没有回家，后来回来了，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，我母亲喜极而泣，说，这是经得住考验的光荣花。上世纪60年代的“四清”运动他被查过。那时我已经上初中，记得他又是好几天不回家，后来回来了，他成了“四清”工作队队员，负责财务清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刮起来了，工厂里几乎所有的干部都被揪出来批判，原有的企业领导机构陷于瘫痪。我父亲也很害怕，但工人们没有揪斗他，在家里写了几天“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”之类的检查后，竟第一个被“解放”，参加新生的“革命委员会”，负责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财务工作。
　　那时虽然厂工会对生活困难职工每月补贴一些钱财，在大城市工作的我外祖父母也断不了给我们一些救助，我们家的生活还是不能与邻居们相比。我母亲有时便埋怨父亲，说他“胆子比兔子还小”，“无能，一家老小跟着他受穷。”我对父亲清贫自守的意义也并不十分理解，直到遭遇了一场意外，才被深深震撼。
　　1969年初，我响应毛主席号召，下乡插队做了知识青年。村“革委会”那帮人个个“左”得要命。我同宿舍的一个知青，探家多住了一天，村“革委会”组织知青对其进行批斗。会上我仅客观地对他迟回一天做了个分析解释，“革委会”那帮人竟恼羞成怒，说我不服从“红色政权”领导，挑动知青对抗贫下中农改造。自此，我一下子变成了专政对象，每日生活在忧郁和屈辱中。工厂慰问职工的下乡子女，听说了这件事，立刻派工人和驻厂军代表找到村“革委会”，对那帮人批评警告。村“革委会”主任后来对我说：“我们犯了左的错误，不该那样对你。”又说：“工人老大哥和军代表怎么那么信任你父亲？说你们一家都可靠，都值得信赖。”
　　回城探家，我问父亲，父亲沉默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还记得顔元不拾金的故事吗？我也是人，也能做到不贪不义之财。这样虽然清贫，但我站得直，始终清清白白，光明磊落，人们怎么会不信任、尊敬我？一个人在群众心目中的价值，不取决于他拥有的权力金钱，而在于他的品行。”
　　顔元是我的老乡，明朝晚期大学者，以其高尚的道德学问名重天下，他从小品质高洁，不取非分之财：有人在他每日前往学馆的路旁抛下一锭黄金，并在地上写下“顔元之金”四个字。小学童走过来看到了，摸也未摸黄金一下，随手便写“天赐顔元一锭金，外财不富命穷人”，然后傲然离去。这些故事几百年来浸润着我故乡的土地，浸润着我祖辈和乡亲们的灵魂。
　　父亲的话深深刻在了我心中。父亲能得到工人群众的爱戴，他尊重工人，甘心为他们服务，身正品端是关键。我按父亲的话要求自己，要求儿子，不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清白做人，心无污念，不负人民不负国家，坦坦荡荡行走在天地间。人生于世，坚守如斯，立身的基础能不坚固吗？
　　清风，吹拂吧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著名作家）